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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1)科技战已成为当前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战后科技革命的发展 ，使各个国家政府认识到
，科学技术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各个国家纷纷调整战略 ，加快科技领域的创新和进步 。发达国家全力追求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地位
，发展中国家也力图抓住这一机遇，力争迎头赶上 ，这场科技战的后果最终将对国际政治经济的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

(2)科技因素使得战争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更加复杂。

(3)科技革命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了国际政治的全球化
，并大大丰富了国际政治的新内容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世界经济国际化的趋势深入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各个领域 ，导致各国之间政治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
。交通和通讯的变革，使地球变成地球村
，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构成了国际政治全球化的基础。另一方面 ，新科技还开拓了新领域和新空间
，产生了一系列直接威胁到全人类生存利益，并只能通过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经济及社会问题 ，同时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
，进而产生了世界范围内普遍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倾向(如世界和平运动 、绿色政治倾向等)国际政治本身呈现出多样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

科技因素对国家实力地位和对外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构成一国综合国力的诸要素起制约作用，改变国家的实力地位来限制国家对外目标的选择范围和对外政策的实施手段．具体表现在：(1)科技因素改变了自然环境这一国力构成的相对稳定的因素 ，使环境对人类政治行为的影响变得更为复杂化
。(2)科学技术对国家经济实力的影响。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力
，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通过作用于经济领域而成为影响国家实力地位的重要因素 。(3)科学技术对国家军事力量的作用。许多新科技的产生和发展往往是在军事科学领域里首先取得并应用的
。(4)科技因素对国力构成的精神要素的影响。国家科技水平的发展 ，会提高全体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增强国民士气和政府的组织能力以及国家的凝聚力，从而使国家的综合实力得到了全面的提高 。

关于科技的政治论文400字

科技与政治的关系即——相互需要
、相互支持的关系以及相悖关系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和手段 ，而政治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
。在现代社会中，科技与政治日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科技需要政治的稳定和支持，科技同样不断渗透进了人们的政治生活 ，改变了政治的运行机制等因素。二者之间开始不断融合的同时
，价值取向的背离也是日渐明显和扩大 。

历史上的科技系统 ，曾经以个体小规模的基础性研究为基本特征
。在这样的科技系统中
，科研活动的主体通常由科学家个人或科学小组组成，由他们自行设定问题、独自执行 、探索式解决。科学家科研活动中大多采用分析
、归纳的研究方法 ，对实验设备的要求比较小
，需要的研究经费相对较少 。研究经费常有研究者自行筹募，或个人的资助
。由于科学研究成果多为基础性研究 ，科研成果的实际作用不太明显
，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地位不高。这时的科技系统相对封闭，对政治系统的需求不迫切 。

但到了19世纪末 ，随着科技系统的发展，出现了规模化的集团研究
。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的地位越来越高
，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科学技术已发展为一种社会事业，出现了第一批职业科学家 ，进而形成了科学家的特定集团——科学共同体 。科学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建制
，成为了一种社会力量。科学逐渐进入了大科学时代
。

（1）投资强度大、多学科交叉 、需要昂贵且复杂的实验设备和研究目标宏大。科学研究要么需要巨额投资建设、运行和维护大型研究设施的“工程式 ”大科学研究，如国际空间站计划
、欧洲核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计划 。要么需要跨学科合作的大规模、大尺度的前沿性科学研究项目 ，通常围绕一个总体研究目标由众多科学家有组织有分工有协作相对分散开展研究
，如人类基因图谱研究 、全球变化研究等
。?

（2）科研活动的目的即重视理论的研究，也重视科学技术知识的实际应用。以目标为导向,协作为特点,更多的考虑社会需求的研究形式 ，经费为国家
、企业等资助等等 。

（3）科研活动受社会范式的制约和影响较大
。为了寻求社会资源的支持,现代科学研究总是要满足社会的需求。而社会也往往更倾向于资助那些能带来直接效益的研究 。

（4）科学研究受目标的指引,使科学研究失去了自由竞争的空间
。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总是受特定的科学目标的指引,科研协作和科研设施都是为这一特定的目标服务, 科学前进的方向直指这一目标。

这时的科技系统无论是在科学研究总的社会规模上
，还是研究项目尺度上都是以前的科技系统所不能比拟的 。科技系统中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大，单个的大科学项目的规模越来越大 ，组织模式趋向由一国主持逐步向多国合作发展
。这些特定和要求是单个的科技系统所无法满足的
，它不得不在更广泛的领域寻求帮助。而政治系统在资源上的优势和组织人员、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能力，都是科技系统无法忽视和不能避免的选择 。科技系统与政治系统的联姻是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和内在要求。

政治系统需要科技系统为系统的稳定发展提供基础性的支持，科学与政治的结合也是政治的迫切需要
。再没有什么比提倡有用的技术和科学更能促进这样圆满的政治的实现了。通过周密的考察
，我们发现有用的技术和科学是文明社会和自由政体的基础 。”而科技在社会生活毋庸置疑的实际作用，也是政治系统所不能忽视的
。科技是经济发展的最基础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而科技在军事 、国防
、国际政治的巨大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 。比如原子弹的应用效果和战略意义
。二战时期苏美两国的太空战。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系统与政治系统的结合具有其必然性——这是由科学与政治之间内在的相互需要决定的 。“这种结合使得科学的前途不仅仅只是科学问题 ，而且是政治问题
。即科学的前途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形成正确的政治判断和取得执行这种判断的政治权利
”。

政治与科技的相悖关系即相互的不协调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关系 。

1，科技系统中科技成果的应用与政治系统的相悖
。集中体现在科技成果具有危害性的应用和科技与社会的道德伦理之间的矛盾上。例如DDT的应用 ，开始在农业、军事 、卫生医疗上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 。后来
，因稳定高效特征导致农药残留，残留的农药进入生物体内逐渐富集后浓度增加产生毒性 ，结果是包括人在内的食物链动植物又受到了污染
，大量动植物以及人类本身因此而死亡。1973年1月1日，美国正式禁止使用ddt ，中国也于1983年正式禁止使用
。而大规模杀伤武器及生化武器的开发应用更让人不寒而栗。比如二战时期细菌战
、毒气战、原子弹的应用 。

而科技与社会的道德伦理之间的矛盾也日渐显现
。其中最突出的是人类的宗教信仰与科技的矛盾。当克隆人成为事实
，人类对上帝的信仰又如何放置，人类的尊严又何在呢 。而当科学家成为社会职业角色之后 ，科学已不再是单纯地探索自然奥秘的个人目的和唯一目的
。它也成为了满足社会经济 、政治等需要的一种工具，更直接地为科研活动的组织者（例如国家）和赞助者（例如企业）服务。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科学家从事科研活动的动机改变了 。有一些人违背职业伦理道德甚至是社会伦理成为一些利益集团的智囊和利益的舆论维护者
，有些人利用科学技术知识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我们不得不对科技在社会生活的应用行为进行规范。

2，政治系统的特定目的与科技系统中科研活动的相悖 。首先 ，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对科研活动过分干涉常常违背科学精神甚至达到“泛政治化”的程度
。谈到政治必定有意识形态
，更会有特定的政治目的，这些常常会干涉科研活动的独立性。科研的目的
、选题、过程 、成果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涉甚至是控制 。比如在高端科学技术的保密就违背科学的普遍性原则。意识形态的渗透使价值中立的原则成为一种理想
。这些状况已经不仅仅在技术领域 ，在科学理论领域也有存在。

其次
，政治系统对科学家本身及其科研活动的自由度的限制 。小科学时代，政治与科学的联系不紧密 ，科学家在科研活动中有很强的自由度
，他们在科研活动中可以成为科学的王者
。而在现代社会科学家就很难成为特定领域的无冕之王。这种现象最为科学家反感，也是他们呼吁科学保持独立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

首先 ，在政治系统对科技系统的作用中坚决杜绝“泛政治化 ”现象。“泛政治化
”倾向违背科学和理性的精神. 。政治与科学是虽然是相互作用的
，但两者不能混淆，更不能用政治的权利去对科学上纲上线
。“泛政治化”往往过分扩大政治的空间 ，而挤占了经济、文化和学术等的发展空间。而当政治的空间被无限扩大之后，经济
、文化和学术的发展空间
，自然也就无限地缩小了 。政治系统要给予科研人员在科学研究中的最大限度的自主性，尊重科技工作者的研究和科学共同体的社会作用
。但尊重科学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让其放任自流 ，科学研究若不被有效控制
，则易误入歧途，科学成果被滥用。在今天多元化的社会中,虽然无法强迫科学家接受统一的道德价值标准,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渠道来实现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的限制或导向作用 ，使科学在既不丧失其特有的批判理性同时
，又不会偏离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从而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 。只有正确处理好科技系统与政治系统的交集问题 ，才能促进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也才能更有利与政治秩序维护，进而增强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

其次 ，科技系统在保持独立的基础上积极配合政治系统
。从而使科学在既不丧失其特有的批判理性的同时
，又不会偏离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在民主法制的基础上，使科研的活动及科研成果的应用中被有效的控制 ，从而实现科技系统作为一种文化要素与其它要素一起为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而努力 。

总之，科学发展到今天
，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它不可能在回到以前的自由主义的状态
。它与经济、政治等系统进行广泛物质能量 、信息的交流是必然的，它与政治系统出现交集是它们共生又相悖的内在关系决定的。它的发展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也是必然的 。?

1949年 ，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
，当时生产关系的解放，带动了生产力的解放 ，而尽快提高生产力还需依靠科学技术
。因此
，恢复和发展科学技术
、恢复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而当时我们的生产力如何呢？“一辆车
，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7〕因此 ， 建设国家迫切需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农业机械化，迫切需要发展科学技术 。这一思想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正确的
。为此 ，中国***的“八大
”郑重确立国内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，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
，中心工作是要发展生产力。为了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毛泽东在“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强调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他指出 ，“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
， ”“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 、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 ，学会了许多东西
，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 ，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
”
。〔8〕 因此从1956年开始
，中国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制定和实施了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 ，156个重点项目也投入了建设。这表明
， 毛泽东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就需更尽快提高技术水平 ，大力发展科学事业 。然而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，这一正确方针却没有被切实贯彻执行
，阶级斗争仍被看作是当时的中心工作。这一方面由于当时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毛泽东沿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 ，始终把巩固政权看成是国家的首要任务
，把阶级斗争看成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
，因此，毛泽东偏向了重视思想战线的政治斗争 ，而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更多地被看成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工具
，这不能不说传统政治文化对他的影响至深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就有道而正焉。
”〔9〕 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再论述经济是社会的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时候，毛泽东却更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指导作用 ，而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地位上 。

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走群众技术路线
。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，从殷商周的“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10〕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11〕的“敬天保民”思想的形成 ，到孔孟“民贵君轻
”〔12〕“民本”思想的成熟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民本思想一直为许多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所继承。近代以来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更是赋予这种“民本 ”思想以新的内涵
，即“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 ，所谓人事胜天
”“适乎世界之潮流
，合乎人群之需要”〔13〕，在民主革命的生涯中 ，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
，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观念对中国古代的“民本 ”思想加以批判继承 ，科学地阐述了“人民群众
”的概念，全面论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
，并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14〕的科学论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毛泽东把这一思想贯彻于科技界
，形成群众技术路线，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依靠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劳动经验
，熟练技能，以及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 ，使得国民经济在三年内迅速得到恢复
，并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一胜利更坚定了毛泽东群众技术路线
。

但是，如果说在社会实践中走群众路线是正确的话 ，在科技界搞群众技术路线就有些不妥。因为劳动群众掌握的只是实践经验和劳动技能
，而对那些重大的理论发现，理论论证以及科学实验 ，劳动群众就不一定特长，因为现代科学理论与一般生产活动既相关又分离 。所以必须强调群众与专家的有机结合
，才是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
。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这些科技思想对中国科技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并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则更侧重从政治角度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
，其科技思想与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他始终把科学技术放在政治的从属地位 ，正如“中国的政治文化从来没有认识到任何自发的政治体系能够适当地独立于正统的政治思想之外 ”〔15〕一样
，毛泽东同样也没有摆脱这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

3.2科技发展中深刻的群体意识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具有一种重整体，求和谐的特征 ，传统政治文化不仅肯定了“人
”必须与“天”相认同 、一致
、和睦、协调的天人合一关系
，而且强调了其中人的整体主义意识，即强调个体对群体的归属与顺从 ，从而形成在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传统政治文化。

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性质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
。特别是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与其政治文化性质密切相关，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 ，马克思主义也重视社会的整体，强调社会的和谐
，实质上也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政治文化，这与中国社会“大同 ”政治理想有了契合 ，因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学说
，成为中国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东西，并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 ，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因此
，中国政治文化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 。

“一·五
”时期这种整体主义精神在科技领域主要表现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仅要彻底清除封建剥削阶级思想 ，而且要彻底肃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为此
，政府号召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抛弃自己的个人主义意识，把个人理想和祖国需要结合起来 ，为人民服务
，为国家集体利益服务，反对追求个人名利 ，并视其为资产阶级的东西，要求加以彻底批判。在实际工作中
，则强调集体协作，反对单干 ，并要求把这种集体协作扩大到群众中去
，搞群众技术运动，使工人 、农民与科技人员形成“三结合” ，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科技发展中的难题 。这是因为：“现在科学发展的生长点往往是几门科学交叉的地方
，是几门科学杂交的结果
。因此，单靠某一科学部门的人是很难克服研究工作中的困难的 ，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把各方面人才的智慧集中起来
，能够很快地攻下堡垒。 ”〔16〕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在“一·五”时期科学技术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这种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体竞争的整体主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竞争机制 ，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
，因此只强调集体协作反对个体竞争，无形中会减弱个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破坏了科技人员的动力基础。平均主义，“大锅饭
”思想
，“枪打出头鸟（谁的成绩突出就怀疑谁是个人名利思想滋长的结果）”的传统行为，造成了人们的一种惰性 ，人浮于事
，涣散意志，表面上集体协作 ，实际上一盘散沙
，使原本美好的愿望成为泡影 。所以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人竞争 ，不能增加集体的力量；而不讲集体协作
，只顾个人利益又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
。因此，如何使集体的向心力和个体的竞争力得到统一是提高集体主义精神的关键。然而应该肯定的是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意识并不是我们的缺点
，而是我们民族的优点和长处，中华民族历尽沧桑 ，50多个民族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而最终仍能统一于一张版图之内，靠的就是这种整体主义精神 ，不过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缺乏个体意识
、竞争意识以及价值观念方面的缺陷
，又使我们这个原本富庶，先进的东方科技大国 ，近代以来却变得停滞落后
，以至于被动挨打，受尽屈辱百余年 。

因此 ，我们应在增强群体意识的同时
，也使个体意识得到增强，通过协作和竞争来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并加快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进程。

3.3科技发展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处于经验状态
，经验从未在知识体系中有所突破而上升为理论科学，这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密切相关
。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 ，它不在理论上探求、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，不去进行纯思辨的抽象
，如在看待生死 、鬼神、天地的问题上，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努力进行抽象理论的研究 ，而是明确表示对现实的重视。所谓“未知生
，焉知死
”，“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
，〔17〕重视的是如何妥善处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18〕 ，重要的不是言论
，不是思辨，而是行动本身
。因此 ，这种实用理性表现在中国人处理各种实务中（无论是政治
、经济、经验科学 、人事关系等方面）都习惯深思熟虑
、不动声色、冷静慎重 、周详细密
、注意实际的可行性和现实的逻辑性
，不冲动、不玄想 、重功能
、重效果、善于协调群体。这种理智态度构成了中国智慧的本质特征之一，在这种理性下 ，我们创造了古代灿烂的中国文化和从古自今引以为骄傲的“四大发明
”，排除了反理性的泛滥
，却也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 。过分偏重现实实用，造成忽视 、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
。而没有抽象思辨的理论的发展 ，是不可能有现代科学的充分开拓的
，这是中国古代
、近代科学长久停留并满足在经验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理论与实际相脱离 ，重经验
，轻逻辑是中国科学技术面临的严重问题 。

毛泽东一贯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 ，他将“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思想原则贯彻到科技思想中
，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提出了科技发展也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他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 ，便没有革命的行动 ”
，〔19〕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指导实践活动 ， 而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因此
，在科技发展的方法论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原则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并弥补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缺陷。然而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实践中
，这一原则有时却被片面的理解，甚至是教条化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仅仅被简单地理解为是“科学研究（理论）必须为生产（实践）服务”；科技知识分子（理论的掌握者）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无论是思想上 ，还是业务上）
，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被教条地理解为是：政治干部（马列主义理论的代表者）对科技专家（具体业务执行者）的领导，以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虽然这其中也有合理 、有益的一面 ，但也明显存在着片面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如在“科研为生产服务 ”方面
，要求科学研究“服从于人民迫切的需要、国家当前任务
、国家建设计划的任务
”，〔20〕虽然这在当时是必要的 ，但它却不能做为一项长远政策存在下去
，因为科学研究本身并不仅仅是为了当前利益，更要顾及长远利益 ，做为一项科技政策，没有发展的意识是不行的 。此外
，“为生产服务”，仅仅把科学研究局限于解决生产实际中出现的问题或难题 ，科学理论只被看作是经验感觉的概括
，实质上是把科学研究下降到通俗技艺的水平，所以片面强调“科研为生产服务 ”实际上对现代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。其实 ，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方面
，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专家的业务活动
。这虽然有其有益因素，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科学研究活动确实能起到指导作用 ，但在具体工作中却不能教条地运用。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 、社会学理论都一律拿来指导科学家的具体工作
，拿着马克思主义标签对号入座，凡是被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一律批倒批臭 ，最有代表性的是我国生物界追随苏联而发起的“用无产阶级的
、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 、联系实际的李森科理论”对“资产阶级的
、唯心主义的、反动的 、形而上学的
、伪科学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
”的批判
，给科技界、学术界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 。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否定科学技术的自然属性，否认“为科学而科学”的存在 ，一味强调其社会属性，认为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科学
，任何科学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这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 ，而以政治斗争取代学术讨论
，以行政管理取代科学管理，实际上又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因此
，这些以政治手段压制学术民主的做法，使得科技人员不敢思想 、不敢行动 ，势必要造成人为灾难
，影响我国科技的发展
。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原则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重实用
、轻思辨的思想意识 ，为我国由古代、近代科学技术形态向现代科学技术形态迈进作出了重要贡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无疑是正确的
，但要真正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要经历曲折的过程 。从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科技政策的反思中 ，我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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